【文化】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造像艺术

北周•杜世敬造像碑

道教造像艺术起于南北朝时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北魏太武帝时，高道寇谦之“于代都东南起坛宇……刻天尊及诸仙之像而供奉焉。”这可算作是道教造像艺术的最早记载。不过由于道教最初并不供奉神像，即使在这个时期，道教造像也并不盛行。《华阳陶隐居内传》就记载南朝梁的陶弘景“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陈国符也认为：“（南朝）宋代道教已有形像。梁陶弘景所立道堂无像，是梁时道馆立像，尚未甚通行也。”（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道教形像考原》）

道教造像艺术是随着后来道教的发展与普及才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模式和规范，并通行于天下的。一方面，造像艺术具有直观性的特点，相对于纯粹理论化的道教义理，显然更有利于大众的接受，便于道教文化的传播，因此道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十分盛行，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道教造像艺术的发展。本文对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造像艺术予以梳理介绍。

二

最早的南北朝时期道教造像遗存，是各种北朝道教造像碑。

早期的造像碑碑体形制简单，雕刻手法朴拙，继承了汉代画像石的造像传统，人物基本上只进行基本轮廓的刻画与勾勒，并没有具体细节的雕琢。这些造像碑的道教神像在坐姿、碑形等方面则与当时的佛教造像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采用圆拱龛、莲花座的形式，身后也有背光；有的造像背景上还有飞天、夜叉等装饰。此外，最初的道教造像碑是“佛道合龛”。 

以北魏始光元年（424）魏文朗造像碑为例。这是现存最早的“佛道并龛”的造像碑，时间与史籍记载的寇谦之造道教尊像的时间相近。造像碑为半圆雕像，刀法朴拙；造像碑的正面是龙首圆拱龛，上面雕刻有瑞禽和两个飞天；造像碑的中央并坐有道像和佛像各一躯，二者在图像上只有细节的差异（道像是头戴道冠），因此只从造像碑的发愿文才明晰了其道教性质。

这种“佛道并龛”的造像形式体现了北朝道教造像的融合性特点，也反映出当时佛教、道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教造像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在造型上形成了鲜明的道教图像元素，例如，戴道冠、穿道袍，人物颔下有胡须；双手相交置于胸前，手持麈尾或者执符等；坐三足凭几等。

以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姚伯多造像碑为例。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纯粹道教造像碑，碑阳上方凿浅龛，内雕三尊道像，中间为老君像，头戴道冠，结跏趺坐；两侧为侍者，也是戴道冠，双手交置于胸前。造像碑使用了道教的服饰、器物作为道教的标识。在人物造型上，与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造型相似，在雕刻手法上采用雕刻和线刻相组合的手法，这也是取法于汉代画像石。汉代画像石中有大量表现长生成仙信仰的仙道题材，如西王母、东王公，因此早期道教造像艺术沿袭这一传统是很自然的。此外，造像碑在整体结构上也借鉴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元素，例如，“一主二从”的结构、头光背光等特点。这种模式一直到北周时期依然如此。例如，北周天和三年（567）杜世敬造像碑，其主尊造像的道教特点已经十分明显，身着道袍、戴道冠，长须；右手执麈尾、左手扶膝。左右各侍立一人，戴冠执笏，已经完全是道教造像，但是背后有背光和莲瓣，也是对佛教造像艺术的吸收与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时期（尤其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后）佛教造像的中国化程度已经很高，因此相对而言，道教造像融合佛教元素也较为自然。

四

而随着道教造像仪轨的确定，道教造像艺术也逐渐规范。

史载东晋陶弘景曾经著述《图像集要》，与道教图像相关，但是今已佚失。南北朝时期较为成熟的造像仪轨，主要见于北周时期编纂的《无上秘要·众圣冠服品》和大致成书于六朝末期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造像品》。

其中，《无上秘要·众圣冠服品》详细描述了道君、天君等仙真冠服规范；《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造像品》对于宫观的道教造像有详细规定，经中指出了道教造像的必要性：“凡造像，皆依经。具其仪相，天尊有五百亿相，道君有七十二相，老君有三十二相，真人有二十四相，衣冠华座，并须如法”，而且强调造像的规范性，详细说明了道教造像的仪范规章，例如，道教造像以状仙人真容的18种质料；天尊造像应“天尊上帔，以九色离罗，或五色云霞山水，杂锦黄裳，金冠玉冠。左右皆缨络环佩，亦金玉冠，彩色间错，上帔皆不得用纯紫丹青碧绿等”等。

五

南朝道教造像艺术主要体现在道教绘画上。

据唐宋时的画史记载，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大多是兼画道、释人物画。但是由于罕见有实物遗存，现今只能从各种文献寻找线索。例如，东晋顾恺之曾经绘有《列仙图》《水府图》，都是道教画，可惜无真迹传世，流传至今的《洛神赋图》等均为唐宋摹本。不过，《洛神赋图》尽管不是道画，但是图中描绘的神仙境界，从中可见其道教人物画的风格，同样应该是“以形写神”“迁想妙得”，使用高古游丝描，设色简淡，形神兼备。再比如，南朝梁张僧繇是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道释人物画家，他所创的画法称为“张家样”，对后世绘画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现今存世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唐代梁令瓒摹本），展现了五星及部分星宿的神形，其形象迥异于传统的道经记载，采用细腻流畅的游丝描法，用凹凸法强化质感，色彩古朴而精妙，与顾恺之的画风相呼应，可谓南朝绘画之代表。

显然，南朝道教造像艺术应该是以中原地区“秀骨清像”的人物造型和“褒衣博带”的宽大服饰风格为主，重视线条的运用，重在表现飘逸超凡的精神气韵的审美。这种艺术风格逐渐影响北方地区，使道教造像艺术更加细腻、精致。随着隋唐的统一、南北文化的融合，道教造像艺术也呈现出新的形态。

（作者为广西艺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4年第8期